刘光福（1893年－1983年） 祖籍广东台山，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。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，四处筹募义款。参与创建澳中友好协会等组织，毕生为争取华人平等权益、发展中澳友好关系而努力，是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。

第一眼看到刘光福，很多人难以想象他是华人——他是中英混血儿，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方面孔，但他一生以“澳大利亚华人”的身份为荣。在90岁寿辰宴会上，他饶有兴致地为宾客们表演了一个小节目：用家乡广东台山的土话，说出数字一至十。

20世纪30年代，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日寇铁蹄下风雨飘摇，远在澳大利亚的刘光福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边。“难得的是，他从1931年就开始呼吁抗日救亡。14年抗战期间，他从来没有左右摇摆过，基本上做到了全面投入。”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理事黄柏军说。

根在中国

1893年1月19日，刘光福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。他的父亲祖籍广东台山，母亲则是英国移民。

和成千上万的广东同乡一样，父亲随着淘金热来到澳大利亚，希望用艰苦的劳动换取更好的生活，却遭遇了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。为了“维持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绝对优势”，澳大利亚多地陆续推出“白澳政策”，限制亚洲移民。

刘光福从小饱尝被歧视的滋味。“为什么很多人对我们怀有敌意？”当刘光福提出困惑时，父亲坚定地告诉他：“你的根在中国，我们的很多亲人在那里。”

“中国，广东，台山。”刘光福默默记下了这些地名，梦想着有朝一日去中国看看。他在7岁那年如愿，和弟弟回到家乡台山，寄宿在亲戚家。近8年时光里，兄弟俩跟着阿婆学会了广东话，背诵了《三字经》等典籍——晚年时，他仍能背出书里的内容。

黄柏军认为，家乡的生活经历对刘光福影响深远。“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，他不仅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，还与中国的基层民众共同生活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。”
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。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亡国灭种的危机，使得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。他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宗族和家乡，而是扩大到整个中国的国族命运。

已是知名华商的刘光福，第一时间投入了抗日救亡。当时，英、法、美等西方大国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，澳大利亚也抱有“隔岸观火”的态度。但刘光福从偶然得到的《田中奏折》英译本中看到，日本计划先吞并中国，再向东南亚和大洋洲扩张，他决定告诉澳大利亚人，他们无法置身事外，必须支持中国抗战。

凭借着年轻时当记者的功底，刘光福编写了长达166页的宣传册《中国和满洲的麻烦》，并自费印发1万多册。在志愿者的帮助下，成箱的册子被送进议会和媒体机构。它并未彻底改变澳大利亚政府的观望态度，但至少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，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对《田中奏折》进行了报道。

青年时期的刘光福。

以笔为枪

“不能继续待在遥远的澳大利亚了，我要回中国。”完成宣传册相关工作后，刘光福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。1931年底，公司恰好需要派人去上海处理业务，刘光福抓住机会，带着妻儿抵沪。

这年冬天，在沪日本人多次挑起街头冲突，为日军进驻制造借口。朋友提醒刘光福，日军已过长江，办完事最好尽快携家人离开。刘光福婉言谢绝了。他已经给自己安排了新的任务：去广东会馆当志愿者，难民们正在“像蚂蚁一样涌进那里”。

在广东会馆，刘光福意外收到了第十九路军一位宣传负责人的会面邀请——原来，对方看过《中国和满洲的麻烦》，很关注他的动向。负责人也建议刘光福离开上海，刘光福再度谢绝。

1932年1月28日，上海，第十九路军战士与日军交战。

1932年1月28日深夜，日军在上海闸北发动突袭。负责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军早有防备，立即奋起抵抗。

当时，日本当局已做好了外交欺骗和舆论操纵的准备，事发后立即将全部责任推到中国身上，声称事变原因是“中国排日运动”。

为了让世界了解真相，刘光福毅然加入第十九路军担任英文秘书，专门负责与外国记者联络。第十九路军的前身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，将士们多为广东籍子弟，刘光福恰好同时熟悉广东话和英语。李建军说，这种双向沟通能力使刘光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，“他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，推动国际社会同情中国抗战”。

上海的生活危机四伏。一天夜里，刘光福出了门，前往一家报馆沟通中国军队抵抗日寇的报道事宜。他边走边沉思，等到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竟然走进了日军控制的地区。

街角一片混乱，日军正驱赶着很多中国人登上卡车，似乎是要把他们拉走杀害。刘光福暗道“不好”，刚想转身离开，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却冲了过来，枪口直抵他的上衣纽扣。

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瞬间，刘光福利用自己的“西方式”面孔，假装自己是英国人。他面露愠色地退了两步，又做出向日本天皇致敬的样子，打消了日本兵的怀疑。晚年回忆这次遇险，他说：“那还是冬天，可是当我穿过苏州河回到安全地带时，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”

赤子之心

1932年5月5日，在英、美、法、意等国调停下，中日签署《淞沪停战协定》。第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，刘光福转任上海大新公司英文秘书，继续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抗战。

“他经营实业多年，又长期担任澳大利亚华人重要组织的领导职务，熟悉华人社群的内部结构与诉求，因而能高效整合分散的华人资源，号召华人捐款捐物。”李建军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。

刘光福不仅动员华人，还始终设法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协作。因此，身在上海的他与澳大利亚的朋友仍保持密切联系，从贸易、安全等角度，不厌其烦地阐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。

1991年，澳大利亚出版了一本讲述刘光福事迹的书。书中这幅插图描绘了刘光福（右一）为修订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而斗争的场景。

1933年，澳大利亚记者史利文根据与刘光福的谈话，出版了《白中国（White China）》一书。“此书确能唤起澳大利亚人士改变对华政策。”刘光福为推广这本书四处奔走，还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呼吁华人同胞“协力赞助推销”。

几年后，刘光福回到澳大利亚，发动其人脉关系举办多场座谈会，推动“澳中合作”社会共识的形成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儿子刘国宝也在刘光福的鼓励下加入澳大利亚海军，开往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。

刘光福还运用其政治影响力，竭尽所能地保护中国同胞。战争结束后，澳大利亚政府决定遣返数百名流落至澳的中国海员，刘光福挺身而出，发起成立“保卫华人正当权益委员会”等组织，为海员们奔走请命。

澳大利亚作家艾瑞克·罗斯在其著作《澳大利亚华人史》中评价，刘光福“也许是20世纪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华人”。“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，以刘光福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群体，为中国抗战筑起了坚实的海外后盾。”李建军说。